首位中国大学设计师美国建筑师墨菲与“中国古典复兴”建筑

墨菲视中国建筑为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宏大但尚不被人重视的分支。他的一贯想法是“让建筑物本身美好宜人,以表明在体现美国最现代化的设计和建造理念的建筑群中保护中国建筑遗产的各种可能性。”

1914年初夏的一天,一位三十七岁的美国建筑师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北京紫禁城内流连徜徉、悉心观察,他完全被这里的建筑给迷住了。事后,他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在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了。”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中,他将自己事业的重心放到了中国,醉心于探索将中国丰富的建筑传统与西方先进建筑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一批被称为“中国古典复兴式”风格的建筑。他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对我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以及中国建筑师运用西方建筑理论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建筑,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位美国建筑师名叫亨利·基拉姆·墨菲,一个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不该被遗忘的重要人物。

一

墨菲(旧译:茂飞)1877年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1895年,他从康州纽哈芬著名私立学校——霍普金斯学校毕业,考入了耶鲁大学。那时的耶鲁尚未正式开设建筑学专业,墨菲入学时报读的是艺术专业,直到进入高年级后,他才决定以建筑师为自己的终生职业。1899年,二十二岁的墨菲从耶鲁学成毕业。次年,他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此后,他在美国纽约、康乃狄克等地设计过一些住宅、剧院、教会建筑、学校建筑,也为日本东京、韩国设计过大学校园。当然,它们都是西式的。这个时期的墨菲仍是”一个不知名的美国建筑师”。

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当时,部分美国在华教会组织调整传教重点,开始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及资金,陆续在中国各地兴办教会大学。为了减少中西文化差异给传教带来的阻力,这些教会组织都希望在校园建筑上表现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故分布在南北不同地域的校园都采用中国古典建筑风格来建造(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国立大学却普遍采用西式建筑风格,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此举为墨菲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机遇。1914年,他通过耶鲁的关系,获聘为由耶鲁校友筹建的位于长沙北门外麻园岭的雅礼大学(现为中南大学的一部分)新校园进行规划设计。那年的5月下旬,墨菲来到中国,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二

雅礼大学是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当时校方希望墨菲设计一所比以往在华教会大学更加中国化的校园,并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保护中国的建筑遗产,将它们与现代的结构和功能要求结合成和谐的整体。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外国建筑师在设计其他的教会大学建筑时,单纯模仿中国建筑宽阔的大屋顶,但却忽视了支撑巨大屋顶重量的斗拱结构系统,将中式大屋顶直接架设在西式平面上,显得不伦不类。校方的要求与墨菲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保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墨菲设计除采用中式大屋顶外,还用混凝土仿造中国的木斗拱和柱子,用铁件制造中国的花格窗,墙身用红砖砌筑。而校园布局及建筑的各种使用功能则是以耶鲁大学为样本。通过这个项目,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当时最新的美国学院建筑各种功能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并不超预算方面墨菲积累了经验,并为他参与其它教会大学规划和建筑设计奠定了基础。

墨菲的才能受到许多在华教会大学筹建机构的青睐,竞相聘请他做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此后,他陆续规划设计了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1919)、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1920)、圣约翰学院(St. Jones College)、浸会学院(Baptist Academy)、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苏州医学院、杭州的蕙兰中学(Wayland Academy,现杭州第二中学)、宁波的浸会学院(Baptist Academy)以及广州的岭南大学等部分建筑。这些校园建筑大多数采用“中国古典复兴式”,少数为西式风格。此外,他还设计了美国花旗银行在汉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的六间分行(1917-1923)、上海Robert Dollar大厦(1920-1922)等西式商业办公建筑。上述这些建筑大部分现在都仍在使用,并被国家或地方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优秀历史建筑。但也有一些被闲置或遭损毁。

三

1918年7月,墨菲在当时上海两栋新建成的最好的办公楼之一——有利大楼(Union Building,现广东路17号,曾是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的办公楼)的顶层租用了一套公寓及相邻的六间办公室,作为其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的办公室,以应付日益增加的业务之需。他还从自己与合伙人、另一位美国建筑师理查德·亨利·丹纳(Richard Henry Dana)的姓中各取一字,为上海事务所起了个中文名号——“茂丹洋行”。

经过几年来的实地考察及自身的实践,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中国建筑传统包括三个元素:以明清紫禁城宫殿为代表的空间形式,由这些宫殿和其他单体建筑如塔等组成的建筑形式,木构架、大屋顶及色彩的装饰形式。他视中国建筑为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宏大但尚不被人重视的分支。他的一贯想法是“让建筑物本身美好宜人,以表明在体现美国最现代化的设计和建造理念的建筑群中保护中国建筑遗产的各种可能性。”他积极探索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方法:“的确,屋顶是整个中国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但是中国建筑的特色是贯穿整个建筑的,它的开窗、虚实关系、整体表现与细部处理等,是一个整体。除非我们能在模仿屋顶之外再做点什么,否则想在现代建筑上获得这些精彩的中国建筑特征,是一点都不可能的。”

对中国宫殿建筑的钟爱和崇拜,使墨菲在规划设计中经常模仿它们的空间布局和造型。在设计金陵女子大学校园时,墨菲有意借鉴了紫禁城的设计手法,使整个校园以西部的丘陵为对景,主体建筑物均沿一条贯穿全校的东西向轴线对称布置。入口部分采用长长的通道以加强空间的纵深感,随后展开一个宽阔的空间——大草坪,与长通道形成纵横对比,经过正面高大的主体建筑后,就是以人工湖为中心的花园。中轴线的西端结束于西山制高点上的中式楼阁。校园建筑造型均采用中国古典宫殿式风格,建筑物之间以中国古典式外廊相连接。1923年10月金陵女子大学落成开幕,为墨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21年,墨菲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园进行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他以玉泉山塔为校园东西轴线的对景,各类用途的建筑群按此中轴线布置。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宫殿建筑:主体部分由混凝土和砖墙组成,屋顶用木结构,屋面铺中式琉璃瓦;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电灯、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燕京大学因此被公认为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校园。

墨菲对中国古典建筑中的塔情有独钟。他认为,塔是中国建筑最纯粹的象征,也是中国园林中最著名的人造景观。在燕京大学建筑设计中,他参考通州一座明代古塔的造型,将具现代功用的水塔设计成混凝土结构、十三层高、八边形的仿古中式宝塔。这就是至今仍高耸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在本文后面,读者还将看到墨菲在不同的建筑设计中使用中国宝塔的实例。

1926年5月出版的《中美工程师学会会刊》刊载了墨菲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当我越深入了解那些由中国古代伟大的工匠建造的优美、丰富、高雅的中国古建筑,我就越发肯定,把如此美妙的艺术从单纯的考古研究转化为当今鲜活的建筑学,是值得我去花费所有时间和费用的。这样也就为中国、也为世界保留住这一璀璨的遗产。”这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四

墨菲在中国的成就也引起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注意。1928年10月,他被聘请为国民政府南京规划的总建筑顾问,与当时已经成立的“首都建设委员会”一起工作,主持制定了1929年南京的首都规划,为期约一年。美国建筑师参与中国新首都规划这一新闻被广泛传播,墨菲一时名声大噪,他的事业也进入了高峰期。

在南京城市规划中,墨菲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设想将南京建设成一个真正中国化的首都,提出应该用“纯中国建筑风格来设计所有的新建筑,灰色的城墙花多大的代价都要保留”。“因为这是中国的特征,如果拆除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建议在保留下来的明代城墙上开辟能行驶小汽车的“高架”环城大道,成为“风景路”,这个建议后来未被采纳。

墨菲主持的这个规划是中国第一个按照现代功能分区理念制定的城市规划,将南京城明确分为不同功能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包括“五院”和政府各部门办公楼)、行政区、不同档次的住宅区、港口区、工业区、军事区、商业区等。规划强调“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因而沿迎陵大道两侧的重要建筑,大部分都是传统大屋顶的中国宫殿样式,少部分属于中西合璧风格。

在此期间,他在南京等地设计了一批属政府机构的官方建筑,如紫金山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塔、堂和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大楼等,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复兴”建筑形式。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在紫金山南麓中山陵以东的灵谷寺旧址上兴建。墨菲为公墓设计了南北一公里长的中轴线,依次排列墓门、牌坊、祭堂、第一公墓、纪念馆(松风阁)、纪念塔,两边对称分列第二公墓和第三公墓。牌坊共分五间,高十米,仿造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形式,用钢筋水泥构筑,外镶花岗石,顶覆绿色琉璃瓦,并饰有水泥脊兽,斗拱三级,四角起翘,十分壮观。祭堂则由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砖石拱券结构建筑无梁殿改造而成。最北处的纪念塔(现称灵谷寺塔)高六十米,共九层,是墨菲仿照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设计的。

此前,为了将外国先进的规划设计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当时的广州市长孙科(孙中山之子)也曾聘请墨菲进行广州的城市规划。另外,墨非还设计了北平图书馆新馆(1931年,现国家图书馆分馆),建筑外观是华丽的中国传统宫殿式,内部设施则全部为当时最先进的西式设备。据当年的文献记载称,“较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决不逊色,单是它那中央大厅两侧下楼梯的卫生间,六角小瓷砖铺地,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能看到外面的窗玻璃,一色都是美国货,比北京饭店的还讲究”,是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

五

墨菲对“中国古典复兴”是建筑的探索和实践,也极大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从1918年起,他就开始招收美国毕业的中国学生,进他的事务所工作,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康耐尔大学毕业的吕彦直(1894-1929)。吕曾先在墨菲的纽约事务所工作,后又到他在上海的事务所工作,是墨菲的助手和门生,直到“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合伙事务所。吕后来通过公开竞赛获得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他的这两项作品被认为是我国近代建筑融合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就是墨菲的“中国古典复兴”式理论的体现。

墨菲始终认为,中国建筑应该与西方建筑一样有自己的地位。为此,他积极鼓励与自己共事的中国建筑师多采用中国的传统,而不是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就像《纽约时报》当年报道的那样,“墨菲是一个由一些热心人组成的小团体的领袖,其中除他以外都是中国人。他们努力确保在追随西方风格时中国自身美丽的遗产不被摧毁”。到1927年这个“小团体”成长壮大:这一年,其中七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建筑师发起成立了“中国建筑师学会”。该学会很快成为中国建筑师和规划师的行业组织。

1929年,上海也成立了一个与南京类似的规划委员会,与墨菲在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项目共过事,并参与牌坊设计的董大酉出任总建筑顾问。庄俊、赵深、范文照、童隽、杨廷宝等其他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参与设计了墨菲规划中的许多南京国民政府建筑物,并采用了墨菲“中国古典复兴”式的建筑“语言”和一些准则。

我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也属第一代建筑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曾提出过保留北京城墙作为公园和其他游乐设施。尽管尚无文献资料显示墨菲与梁有过直接的交往和接触,但他们的中国建筑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可惜梁的建议未获接纳,北京的城墙最终被全部拆除。但在中国另一古都——西安,梁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墨菲的梦想)得以实现,那里的城墙大部分得以保存,现在是著名的古城墙公园。

六

墨菲的“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有迹可循。1926年,正在中国忙得不亦乐乎的墨菲,作为“美国一流的中国建筑专家”而受聘为佛罗里达州克罗尔·盖布尔斯(Coral Gables)设计一个有八套住宅的小型的“中国村”(Chinese Village),全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墨菲对中国建筑细部的把握及其与园林的完美结合,在这个项目上得以充分表现:主体建筑屋顶采用中国皇家风格,车库等附属用房则有岭南建筑特征,而门楼的屋脊起翘属闽南风格,围墙上则有江南风格的漏窗。他将自己多年来游历中国南北所见到的不同建筑风格共冶一炉,在当地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住宅建筑风格。这些住宅于1927年春落成,至今仍在使用。

1936年4月,已退休回到美国的墨菲为“旧金山湾博览会”(为纪念金门大桥1939年落成一百周年而举行)准备了主题为“太平洋的庆典”的总体规划。他将此次博览会视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因为将有一千五百万参观者来此“受教育”。他在建筑规划中向公众带出以下明显的信息:强调增加“太平洋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太平洋的潜力”;为未来的优势准备好平台。可以说,他是美国建筑师中最早意识到太平洋因素对美国的重要性的人。在规划中他采用钟爱的中国传统宝塔形式设计了博览会中心的“太平洋联合塔”,以东方建筑形式与西方工程技术的结合来体现这种联合的含义。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为“大学”作规划设计。此规划虽然并未实现,但他有关“面向太平洋”的观点,引起当时美国人对诸如历史如何为未来服务、东西方如何加强商务联系、美国应该如何更有力地将太平洋作为新的前沿等问题进行思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建筑本身的范畴。

1935年春,五十多位建筑师同行(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出席了为墨菲回国荣休而举行的送别宴会。墨菲在会上致词说,自己实现了在中国的两大任务: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建筑师和对中国建筑进行研究。那一年,他静悄悄地回到了美国,回到了故乡康乃狄克州布兰德福德他自己设计的住宅。1954年,墨菲在家中逝世,享年八十七岁。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中国度过的,是西方最熟悉中国建筑传统的建筑师。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建筑历史教材和公开的建筑文献对墨菲这样一位重要人物都避而不谈。这种状况近年虽然有所改变,但仍存在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的地方,只有一些认真研究我国近代建筑史的人才知道墨菲是何人。与他的祖国相比,这可能还算是好的,因为在美国,除了他的母校耶鲁大学还保存有关他的文献资料外,他的作品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

今年是墨菲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仅以此文纪念这位酷爱中国传统的美国建筑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2007年1月4日于香港

本文参考文献

1. Jeffery W. Cody,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亨利·墨菲,维基百科Wikipedia